中国“榜爷”——胡润

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“座次表”整得风生水起,并10年不衰?

中国缘

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,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,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创办,有着“绅士摇篮”的美誉。17位英国首相、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(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)的达官贵人,都是毕业于该校。1988年,13岁的胡润也成为其中的一员。胡润并非达官贵人,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,之所以能进入伊顿这样的名校胡润确实是靠他的真才实学--当年,他的成绩是前20名。

伊顿毕业后,1989年,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。在杜伦大学期间,根据课程安排,学习语言的学生第三年必须出国学习。而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,学习到第二年就得去。胡润很兴奋,他觉得这是一种挑战,他准备迎接它。

1990年,胡润抱着挑战自己的心态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。作为一个进修生,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。“很多人好奇,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?这是我的兴趣,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,简直忒牛了。”胡润笑言。那时,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,老师对“胡润们”都比较客气,年底根本不用考试。他们所在的留学生楼就成了小社会,有点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感觉。

大学毕业后,胡润回到了英国,加入了安达信--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。“我那时的想法很现实,不管何时何地,会计师都是一份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。”

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,工作不仅没有什么责任指标,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。不过,好景不长,公司规定,每个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,如果通不过就要卷铺盖走人。

“逃过一劫后,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,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,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。”1996年,上司问胡润:“有一个香港的职位,去不去?”胡润琢磨,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,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,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,就一口回绝了。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,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,没什么新鲜感了。又过了半年,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,胡润如愿以偿。

去上海,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--撤退。他在英国实在太忙了,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,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。上海就不一样了,举目无亲,他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,只能回家看书。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,1997年9月,胡润将自己“空投”到上海。

首榜源于“走神

当时,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排名第三,可在中国绝对是NO.1。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,年轻高薪、心态开放、精力充沛、诙谐幽默,每个人都充满阳光。当时的胡润也是,每一天都咧着嘴大笑,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。

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,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。合同到期之前,人事部门就问:“要不要去香港?”、“要不要去卢森堡?”,胡润都拒绝了。最后,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。职位是保留了,但伦敦却没去成,而把他留在中国全因为一次培训时的走神。

那次培训,因为课实在无聊,胡润不知不觉开始走神,神游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上。那时的他已经在亚洲工作、生活了近4年,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,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,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。可每次遇到有英国人问起“嗨,Rupert,中国怎么样?”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百无聊赖之际,他突然灵光乍现,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--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,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,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,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。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?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。首先,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:然后,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?于是,他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:家庭幸福、纳税多、员工多少、个人资产多少......接下来,他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,外人说不清楚,纳税也很难说,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:至于员工,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,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。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,就只剩下“人个资产”。培训课一结束,他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。

“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?”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,尽管他们在会计、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,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。要是在英国,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,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。如果他们都不知道,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,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,这让胡润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。

距离他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,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。他先找了一位老师,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,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。接着,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--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。

1999年7月19日,胡润开始着手排榜。在很多人看来,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,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,但胡润感觉这场“两个人的战争”十分有必要。

他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%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、是如何做的,花50%的时间来找能跻身榜单的人,剩下20%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~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。

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身的富豪呢,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,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《人物年鉴》之类的书籍、财经类媒体报道、企业家自传、互联网以及借鉴《财富》杂志和《泰晤士报》等国外媒体。

几天过去了,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,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: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、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、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、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、高端政治家的会面、军队商人、人物年鉴、红色资本家、娱乐明星、纳税金额、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......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。

通过这些方法,胡润找到了张朝阳--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,也就是后来的搜狐,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,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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